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当时我国的大西北，因不通火车，且公路简陋，日军运兵及军用物资均有困难，故未能侵占，因此，西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尤其当时甘肃省会兰州，因新兰公路畅通，在国防上与苏联保持着密切联系，日寇便将其视为重点空袭的战略目标，并配合空袭其他城市，骚扰整个大西北。为实现其这一侵略计划，1939年6月初，日本侵略军将其航空兵团第一飞行团集结于山西运城机场，随时命其执行轰炸任务。

第一次轰炸

    当时日机轰炸的重点城市是战略要地兰州，为了掩盖其军事阴谋，便先以少量飞机对距离较近的洛阳、延安、宁夏等地进行侦察性的骚扰轰炸。第一次轰炸宁夏省城，就是带有这种性质的。

    日机第一次轰炸宁夏省城是在1937年11月5日下午。当时因抗战开始不久，城内的防空警报系统尚未健全，事先未发警报。是日下午4时左右，日机7架，由城东北方向飞临省城上空。城内居民一见日机临空，立即呈现出一片混乱状态。

    这次轰炸，因带有侦察、骚扰性质，故仅沿城北偏北(今文化街)地区由东向西飞行。当时宁夏中学、宁夏师范及马鸿逵部的教导团，正处于敌机侦察轰炸范围内。敌机飞到教导团门前的操场时，见学生、群众及教导团学员(当时教导团学员正在上课，一闻敌机声，齐冲出教室逃避)向西乱跑，便在操场及其周围投下了五六枚炸弹。宁中学生郑克锷、教导团干部队一队班长王佑才被炸死，群众有的被弹片击伤。这次轰炸因投弹不多，人民生命及财产损失不太严重。

    省城经敌机第一次轰炸后，马鸿逵才开始命令着手建立防空体系，但仍不够积极，尤其在宣传方面更为不力。以后由于形势所迫，才成立了防空司令部。首先派部队给马鸿逵的公馆及党政军头目，如王含章等人家挖修了防空洞，派部队将“孙马战争”时在四城墙根遗留下来的军事掩体进行整修后，利用其作为防空掩体。同时，在四城门的门楼上，架设了以车轱辘为底座(平放)能转动方向的重机枪，防空网和警报系统随着也向健全方面发展。

    当时警报器安装在街心的钟鼓楼上，以后一有情况，便从那里发出警报。由于山西运城机场离宁夏较近，且当时防空设备落后，遇有情况，大都发的是紧急警报。

    为了加强防空，国民党有关部门于1938年7月下旬至8月中旬，在兰州举办了为期一月的“防空学校西北分校防空训练班”，参加训练的学员，由陕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及绥远6省自行选派。宁夏被选派的学员，经向参事室徐志英了解，他能回忆起来的有“袁金章、徐志英、丁鹤林3人，据说共去七八人，且以党、政、军、学、商等各方面人士的身份参加。训练期间，学习的内容有：简易防空壕洞的构筑、警报、灯火管制、消防、防毒、救护等。8月下旬训练结束，返回原地。

    宁夏在此推动下，搞过几次警报演习，并将军医和卫生实验处医护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空袭急救组织，对如何防空袭、如何管制灯火等，作了相应的宣传和部署。当时，还命军队在东校场及城内北部空旷地区挖掘了一些防空壕，有些大商号及富户人家，也自行挖了防空洞。私人挖的防空洞大都很简陋，多是挖一方坑，以圆木挨个置于坑顶，顶上再覆盖一丈多厚的黄土即成，远看似一土丘。当时我在羊肉街口东北处空地上看到的一个防空洞，就是如此修造的。

    是年8月，为避空袭，省教育厅决定，将宁夏中学、宁夏师范两校迁至中卫县城，与中卫简师合并，更名为“宁夏省联合中学”。11月，又决定将宁夏省立女子中学停办。

    在开展防空宣传的同时，马鸿逵命部队普遍进行对空射击训练(以各种轻武器为主)。后又命炮兵团将五六门山炮架设于城内北边空地上，以增强防空力量。

第二次轰炸

    1939年3月6日，日机12架，由山西运城机场起飞，前来空袭宁夏省城。事前，城内虽发了紧急警报，但由于第一次轰炸伤亡不太严重，没有引起群众足够的重视，加之因距离较近，飞机很快来到，绝大部分群众还未来得及向城外逃跑，敌机已临城空。敌机一见城内居民到处奔命乱跑，便以地毯式的轰炸、扫射方法，依次由东向西炸。

    我亲眼看到的情况是，那天上午10时左右，我正步行在进城(家在城郊，距城10华里)的路上，听见紧急警报声后，立即止步对空观察，不一会，看到日机12架呈一字形，由东向西飞来，飞行高度约有千米，能见度很清晰。当时我便盯着飞行的敌机，见敌机一进入东城墙上空，立即开始投弹扫射，这时爆炸声、机枪声响成一片。敌机投过弹的地方，一股股硝烟尘土冲天而上，敌机从东开始轰炸，一直炸到城西一带方才飞离。敌机飞离时，才听见马鸿逵预设在城内北部空地上的山炮，盲目地发射了一阵炮弹。

    我折返家中不久，城内的一个亲戚便来到新水桥我家告知，我家族中的一个婶娘及其1l岁的女孩，均被炸死。当天下午，我的姑父苏锦文和叔父杨鸿泰便请人将这母女两人的尸体抬回老家新水桥。我看了遗体，我婶娘是弹片穿胸而死的，其女儿是被弹片击中头部丧生，惨不忍睹。是日，仅抬回新水桥葬埋的尸体，共有5具。

    事后听相互传说，敌机飞临省城上空后，因事先侦知城内无防空高射炮，一飞入东城墙境内，便从东门头道巷开始投弹扫射，一直沿东西大街偏南人口稠密地区，狂轰滥炸到西门。因此，城内南部地区群众死伤颇多，人民财产损失也颇为严重，有几十处地方被炸弹炸中，如东门二道巷、老邮电局、尿巷子张铁匠家后院、南柴市、草巷子王五子的烧房、马鸿逵政治队驻地(今展览馆所在处)、王敏悟公馆(王曾任宁夏省地政局长)、西塔院内、西门马真院内，共数十处遭炸。

    其中最严重的有两处，一是地政局的防空洞(在今前进街)，炸弹落在洞门口，炸起的土将洞门封实，洞内的30多人全部被闷死，其中有地政局职员朱思义、杨增新等人；一是西塔院内的防空洞被炸中后，洞内的30多人全部死难。后又据我家的一些亲戚亲眼看到的情况说，凡被炸中的地方，墙壁上无不弹痕累累，鲜血斑斑，死难者的家属，到处呼天抢地，哀声盈耳，闻者无不动容。

    这次轰炸，全城共死伤300多人，人民财产损失无法统计。轰炸后的第五天，我到城里看望我的姑妈时，见她家(住东门二道巷)住宅南边的空地上有一弹坑，深度和直径均有1米多，住宅南墙被弹片炸了许多坑，墙皮一片片脱落。经了解，这颗炸弹炸死骆驼两峰(当时马鸿逵部驮炭的骆驼，常在此空地歇脚)，未伤着人。

    这次轰炸后，城内人民由于亲身经历了轰炸所带来的灾难，在深为恐惧、痛恨的同时，从思想上对防空才高度重视起来。除官方的一些机关陆续向城郊转移外，部分居民和职员家庭也自动向四郊疏散，如城周围的旧满城、新水桥、保家产、谢岗堡(今习岗堡)、礼拜寺、新城、杨家湾子、王元、掌政堡等地，都住有疏散人家。马鸿逵的家眷分别转移到王元桥、大观桥、王太堡的5所别墅内。马鸿逵的办公地点也由城内转移到城南郊的谢家寨，省地政局在旧满城另建新房办公，宁夏民国日报社的部分编辑人员转移到旧满城的李秀家办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气氛，从此才随处可见。

    之后，通过不断宣传防空知识，有计划地进行防空演习，广大群众从思想和行动上对防空才作了充分准备。如一闻演习警报，迅速进入防空洞或向城外疏散，都按统一要求进行。当时到城外避空袭的群众，夏天大都在各渠湃树下避坐，冷天多到附近各农家暂待，直到解除警报后，方陆续回城。

第三次轰炸

     1939年9月15日，日机33架，第三次轰炸宁夏省城。当时，我正在金积县董府中学初中一年级上学，后来回到省城后，听到城内亲戚中的老人多次讲过此事。

    是日凌晨三四点钟，日机33架由山西运城起飞，原打算利用夜间偷袭兰州，但当时兰州防空系统在敌机起飞后已经知晓，保卫兰州的我方飞机和高射炮均作好了迎战准备，敌机飞临靖远时，得知这一情况后，遂改变了偷袭兰州的计划。折返途中，因宁夏省城内早已发出紧急警报，灯火齐灭，一片漆黑。敌机飞到城西南五里台附近的胭脂湖上空时，恰有几个打鱼的农民在湖边放火取暖，敌机误认为飞临省城上空，便盲目地投了一批炸弹飞走。结果省城安然无恙，未伤一人，只是虚惊了一场。

    经过第三次空袭，人民的警惕性更加提高，抗战气氛也越来越浓，城内许多墙壁上出现了抗日大标语，时有宣传队在街上揭露日寇暴行，宣传抗日主张。

    为了加强空防，1941年，国民党中央给宁夏派来了一个高射炮连。其中有德造苏洛通高射机关炮4门，射程可达3000米。该连的高射炮全部架设在东、南两面的城墙上。之后，由于日机再未轰炸过宁夏省城，未待抗战结束，该连就被调走了。

摘自《银川文史资料》第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