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马骏出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目睹了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他自幼聪颖好学、立志救国。1915年，他考上了天津南开学校，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积极探索救国之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勇敢地投入其中，成为京津地区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据俄罗斯有关档案记载，他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受北方党组织派遣到东北建党。1922年初，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宁安党小组。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1928年2月15日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

    我自小只知道祖父很早就去世了，懂事以后，逐渐从祖母、父母和祖父的同学、战友那里听到了祖父的一些故事，但是也仅仅知道他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是同敌人英勇斗争而牺牲的烈士。而他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去东北的建党活动和在莫斯科学习、生活的情况，知道的很少。除了一些党史资料的记载、部分老照片以及长辈们口述外，祖父的一生对我们始终是个迷。

寻找先辈的足迹

    我长期做老干部工作，对中共党史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祖父早年在莫斯科留学的原故，我一直有个心愿，盼望能够去莫斯科查找祖父的资料，追寻先辈的足迹。2002年6月，我随北京市老干部代表团赴俄罗斯访问。当时特别希望能有机会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看看，得到祖父的一些早期革命活动资料。遗憾的是由于行程紧、活动多，有关渠道也没有疏通，所以未能如愿。

    随着中俄关系的改善，共产国际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部分资料对外公开了。其中，495和225系列的个人档案，已经对亲属开放。不但可以查询，而且能够复制了。

    这些年来，中国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和共和国领导人的后代们十分关注党的历史传承，想了解这批共产党人当年在苏联的情况，关注前辈们为了共和国的今年所做的一切。其中，毛泽民烈士的外孙曹耘山同志非常热心此项工作。从2004年起他就开始在国外寻找外祖父一生的足迹。他组织多批早年赴苏人员亲属赴莫斯科寻找亲人的档案，征集到许多珍贵的史料。

    在他和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李宗伦同志的帮助下，2014年10月，我妹妹和我的儿子专程赴莫斯科，查到了祖父马骏和其弟马骅在异国他乡尘封了89年的个人档案。他们还专程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见到了祖父他们当年为了追求真理，探索救国之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

    手捧他们拍摄的照片，看着他们录制的视频和复制的档案，特别是看到祖父兄弟俩亲笔填写的资料，仿佛他们就坐在我们面前，讲述着当年发生的故事，心情万分激动。从档案中我们发现，早在1920年，祖父就参加了共产党，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又转入了苏联共产党。这一份份厚重的档案揭示，祖父马骏不仅是一位胸情高远的热血青年，一位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而且还是一位身跨三党的革命者。

李大钊推荐赴苏留学

    1923年秋，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国共合作局面形成。此时，国共两党都迫切需要培养大批的骨干力量，单靠苏联的东方大学的培训，已远远满足不了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中国国民党积极促成苏联政府于1925年创办了专门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孙逸仙大学）。

    1925年秋，经李大钊先生推荐，祖父马骏与他的弟弟马骅报考了中山大学。他们在五四时期的战友韩麟符资助下进入该校，成为第一批到校的学员。

    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市沃尔洪卡大街十门号，是一幢四层楼房。尽管当时苏联经济尚很困难，但是却给这些来自远方的国共两党的革命青年以很好的生活保障。更让他们高兴的是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他们不仅可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可以自由地讨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还可以自由地开展党团活动。

    这期留学生人才济济，国共两党共派去了310多名学员。其中共产党的学员有张闻天、王稼祥、邓希贤（邓小平，1926年由法国转来）、陈绍禹（王明）、杨尚昆、云泽（乌兰夫）、左权、伍修权、朱瑞等，国民党有蒋经国等。

孜孜不倦追求真理

    1925年11月底，第一期学员们全部到校，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苏联共产党中央派政治局委员特洛斯基专程到校致辞，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将来回国搞好中国革命。学员们深受鼓舞，情绪十分高昂。

    中山大学学制为两年（后改为三年）期。先后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等课程。同时，为了学员们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需要，还开设了军事课，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组织学员到军事院校参观，到兵营打靶。联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也经常来校讲演，传授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经验。

    针对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学员们毕业后可能要从事地下秘密工作，所以学校对学生档案严格管理，对各种资料严格保密。校方极少给学员照相。在那里，校方给每位学生起了一个俄文名字。邓小平叫“多佐罗夫”，马骏叫“马尔赫列夫斯基”。为了地下工作需要，马骏还曾用过马天安、马光道等化名。

    在中山大学，马骏的学员证号码是60号，马骅是113号。学校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等不同情况，把他们分为十一个班，每班30-40人不等。张闻天被编入第一班，左权在七班，伍修权、马骏在八班，马骅与朱瑞、蒋经国在十一班。开学后，他们便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当中。同时，国共两党的学员们也开始了各自党团组织的活动。1925年末，中共在学校成立了“旅莫中共支部”。1926年夏，“旅莫中共支部”解散。全体中共党员都转为联共（布）党员，归联共（布）支部局（相当党委）领导。支部局的书记由苏联人担任，委员大多由中国人担任。学校安排党、团员每周召开小组会，每组20-25人，会议由担任指导员的苏联人主持，每位到会人员都要针对讨论的问题发言，不发言者会受到批评并被指名发言。学生校对学员的要求极严格，不但要求学员参加各种活动，还要如实填写《党员批评计划案》、《履历表》、自传等表格资料。

    能够来到日夜向往的赤都，寻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是马骏多年的愿望。他十分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非常刻苦地钻研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常常结合中国革命的现状与同学们展开认真热烈的讨论。据伍修权等人回忆：在中山大学，马骏、马骅兄弟俩非常活跃。他们不仅学习认真，而且经常组织大家开展各种文体活动。马骏还参与发起组织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俱乐部”，经常带领同学们打篮球、滑冰、举办舞会等，活跃大学的业余生活。1926年该校学生公社（学生会）改选，马骏当选书记、陈绍禹（王明）当选择主席。

临危受命英勇牺牲

    1925年到1927年，马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两年。他认真、系统地研究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了解了苏俄和欧洲各国革命的现状，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历史，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等问题的基本认识大大提高，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党人，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为此，党中央从正在莫斯科学习的几个学校中抽调一批干部回国，充实力量。马骏奉调与邓希贤等同志同期回国。马骏到武汉中央局报到后赴北京，任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着手恢复北京的党组织。

    经过莫斯科中山大学两年的学习，马骏为在中华实现苏维埃式政权，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革命斗志更加昂扬。他不畏白色恐怖的危险，奋不顾身地开展工作，很快就恢复了中共北京党的地下组织，展开了与当时盘踞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斗争。

    正当地下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时，因判徙出卖，市委机关被再次破坏。1927年2月3日，马骏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拷打，坚贞不屈。敌人软硬兼施，安排专人诱降，张作霖亲自审讯，劝说马骏脱离共产党，给他做事。马骏不为所动，书写了《告东北同胞书》，控诉张作霖勾结日本出卖东北资源等罪行。同时，作出自己的碑文“故共产党员马骏之墓”。他说：“我过去是共产党，现在是共产党，将来永远是共产党！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叫我不宣传马列主义，不宣传革命，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难！”表达了自己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决心。张作霖恼羞成怒，判他死刑。1928年2月15日，马骏大义凛然赴刑场。他沿途高唱国际歌，高呼“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旧军阀！”“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牺牲时还不到33岁。

    近日，我捧着耘山、周燕同志所著的《革命与爱》，认真阅读。书中披露的大量珍贵档案史料和照片，使我再一次重温了党的历史，也进一步了解了当年党克服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和敌人的围追堵截，经历了数十年的奋斗，牺牲了无数的先烈，最后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产国的艰辛历程。

    那一份份珍贵的史料再次雄辩地证明：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带领着各族人民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从苦难走向辉煌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是一部永远值得中华民族称颂的历史。